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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馨:統攝、軸心時代、交往:雅斯貝爾斯視域中的老子思想研究    2020年12月30日 中國宗教學術網

基于存在主義哲學以及對東方世界的奇妙興趣,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KarlTheodorJaspers,1883~1969)在哲學研究生涯晚期對東方精神世界和中國哲學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突破“基督教歷史哲學的世界史觀”,較為接近“文化多元論”的哲學史觀。與傳統歐洲中心論哲學史觀不同,雅氏躍出歐洲中心主義的藩籬,將哲學視角轉向東方?;凇捌毡檎軐W史”的設想以及“普遍、直觀、簡單、哲學”的標準,雅氏在《大哲學家》一書中嘗試構建一個世界哲學史體系,證明東西方精神世界之間存在互動和互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雅氏將孔子視作偉大的思想范式創造者,與蘇格拉底、佛陀、耶穌共同對世界產生深遠的歷史性影響。老子則與巴門尼德斯、赫拉克利特、柏羅丁、安瑟爾謨、斯賓諾莎、龍樹等偉大的哲學家同列一組,是預示著思想幻景,走向寧靜以及帶來寧靜的原創性、根源性形而上學家。老子對永恒、寧靜和非歷史之物的關注為歷史的未來思考提供了無限可能,形而上的人與自然的玄妙關系促使雅氏將老子思想納入自己的存在主義哲學體系中進行思考,展開了一段跨越歷史時空的相遇和對話。

 

緣起與認識:道乃統攝

 

(一)   研究緣起

 

1953年出版的《哲學自傳》中,雅氏這樣介紹自己研究東方哲學的緣起:“由于國社黨的恐怖統治與被排除于自己的國家之外的經歷,我的歷史興趣有了轉變。哲學邏輯并不是我那時唯一的工作?!谀切┠昀?,我的妻子常常在晚上依據我們當時的心境為我讀一些書:或讀莎士比亞和埃斯庫羅斯,或讀關于西方歷史方面的書和中國小說?!保牐保梗常纺旰蟮暮5卤r期,學識淵博的印度學和東亞文化專家齊默爾(HeinrichRobertZimmer,1890~1943)幫助雅氏在嶄新的思想領域深入研究中國文化和印度文化,為雅氏帶來中國與印度世界的哲學原典、譯文、參考文獻等新資料。在《大哲學家》的“老子”相關章節中,雅氏列舉了在齊默爾幫助下獲得的參考資料:其一是分別由史陶斯(ViktorvonStrauss,1809~1899)、格利爾、衛禮賢和魏斯翻譯的4種《道德經》德譯本,其二是佛爾克、哥羅特、格羅貝、葛蘭言等編著的中國文化、文學、歷史、哲學等的研究著作。由于語言原因,雅氏與東方哲學家的對話完全是通過譯本和其他文獻來實現的,雅氏同時參考了4種不同的《道德經》德譯本,綜合各個譯本之長,以批判態度全面理解《道德經》。雅氏最為重視和常用的研讀資料是史陶斯翻譯并作注的譯本,他認為這部乍讀起來令人費解的譯本是“最著名的、難以望其項背的”《道德經》譯本和評注,譯者在傳統德國哲學訓練的基礎上,盡量深入透徹地翻譯原文,對晦澀難懂的譯文做出盡可能清晰明了的注釋,時而也會帶點玄奧的哲學味道。

 

雅氏認為談道論德的《道德經》之存在確鑿無疑,盡管全書并不完整,但卻具備令人折服的內在連貫性。雅氏輕松愉悅又略帶哲學味道筆調下的老子是一位神秘的,預示思想幻景、寧靜本原的形而上學家。作為中國的隱者和云游思想家代表,老子與以色列先知、印度苦行僧一樣以哲學家、思想家的身份出現。雅氏通過“道的概念”“道與世界”“個人的生命實踐中的道”“道與人類治國實踐”等四個方面對老子哲學進行闡述,還從老子的意義、效法老子的各式人物如隱士、善于生活者、文學家、暴力政治家,以及老子的歷史地位和局限性等視角對老子及其哲學思想進行歷史定位和哲學評價。從方法論來看,雅氏對老子的認識并沒有局限于歷史批判方法之中,而是通過實質性的文字和記述進行自我追尋和思考,在《道德經》的文字中把握老子思想的真實內涵。



(二)   統攝與道的同一性

 

雅氏在1931~1932年的冬季學期中提出和發展了“統攝(又譯大全)”(dasUmgreifende)的概念,成為其哲學邏輯的基礎:每個人都被某種東西統攝著,這種無所不包的存在是一種永遠也看不見的視野邊際,超越客體,通過主客體合一說明自身存在。雅氏常通過帶有否定性意義的方式對統攝涉及的諸多概念進行論述,統攝的基本思想盡管難于實現,但一旦掌握卻又簡單甚至自明,就像同時將意識和存在合而為一的超驗一樣。雅氏認為“在這個地球上人類共有一個偉大的精神歷史”,自己的統攝概念與老子的“道”“一”等概念在某種意義上實現著共通,為“無限交流的要求”提供了可能。

 

雅氏將老子的道視作世界、萬物和思想家的終極,其哲學問題的內涵是:“道是什么?宇宙萬物如何從道中產生、又如何歸于道?作為個體的人以及在國家統治下的人如何在道中生活?”作為中國哲學最古老的基本概念,道在德語世界存在多種譯法:道路、上帝、理性、邏各斯、意義等。雅氏認為,如果把道看做人格化的神—男性或女性,那么把它稱作中性的道(dasTao)無疑最為恰當?!兜赖陆洝烽_章明義地反對“以有限事物的方法認識道”,道的主導思想是無止境的終極。從存在主義哲學視角出發,道是與存在相反的無,是一種超存在,即有生于無。道先于世界而存在,這種對立物的統一始終在世界之先,例如存在(Sein)和應為(Sollen)是同一的。與世界存在(dasWeltsein)概念類似,老子將道稱為存在之根,堅持存在物在超越性的道中具有井然秩序的思想。道是單一和純樸的,它不可捉摸地在動中有靜的狀態中達到完滿。

 

雅氏多次表示:道乃統攝。通過否定形式呈現的道是一切對象物的本原:“道是充滿可能性的虛空,而不是世界的純粹現實性”,“道是無差別的非存在,它大于所有可區別、被規定的存在物。道乃統攝”。老子的一、道與雅氏的統攝都是超越一切的永恒空間,作為一個人的存在,就是要爭取這個至大無外的空間,通過統攝認識自己的可能性。統攝與道一樣,能夠走向無限的可能性和無限空間,滲透于萬物,使它們具備一種深遠的含義。雅氏和老子通過兩個終極概念所描述的世界本原,與謝林“與聞于世界之創造”(MitwissenschaftmitderSchopfung)所提出的人類根源或萬物本原意義類似,哲學思維活動就是在于讓人們返回本原—一個看似抽象、玄遠而奧秘的空間。

 

共振:軸心時代世界哲學與老子思想

 

(一)   軸心時代之老子

 

雅氏主張文明平行論和文化多元性,在20世紀上半葉的歷史語境中反思復雜多元的世界歷史和人類文明發展。雅氏不僅關注歐洲和古希臘哲學,更將學術視野擴展至中國春秋戰國時期活躍的老子、孔子、墨子、莊子、列子等思想家以及印度的《奧義書》(Upanishads)和佛陀(Buddha)等東方精神世界之中。雅氏從特定時代和問題的本質東西中,“直覺地洞察到中國、印度、小亞細亞和西方偉大的歷史的獨立本原”。史陶斯《道德經》譯本評注也使雅氏得出了與之相類似的觀點,是其對軸心時代最早的相關討論:“在中國老子和孔子生活的數百年里,所有開化民族都經歷了一場奇異的精神運動。在以色列,新一代人在耶路撒冷建立了第二座圣殿(前521~516);希臘人畢達哥拉斯、赫拉克利特和色諾芬嶄露頭角;在波斯,瑣羅亞斯德對古代教義進行重要改革;印度則出現了釋迦牟尼?!比欢@些對公元前這段開化民族精神運動的討論并未引起更多重視,但一種歷史觀己逐漸形成:人類歷史在不同文明的孤立、相互影響和互動中形成統一的整體,一切多樣性都在此中有其地位和意義。雅氏認為,人類的哲學精神與文明發展具有共時性特征,各種文化、歷史是獨立的有機體,是互不相連但能相遇和沖突的存在,構成地球上所有人類進行歷史自我理解的共同框架。

 

二戰“臨界情境”(Grenzsituationen)的現實危機促使雅氏思考科技發展與歷史進步的關系,以“人類共同的起源與目標”為前提,雅氏提出軸心時代概念:公元前800200年,尤其是公元前500年左右,人類文明在北緯30度地區實現了重大突破,歐洲、古印度、中國的文明在相互隔絕的情況下都產生了具有代表性的哲學導師。與耶穌基督降臨形成的世界歷史軸心一致,這一精神過程也是人類歷史的軸心,是最深刻的歷史分界線。借助跨文化的軸心時代的概念,人們能夠“更公允地關注歷史、從事異域陌生民族思想文化的研究”。德國學者羅哲海認為,軸心時代理論在深刻的歷史反思中對重新確定西方學術研究方向具有重要意義。

 

根據雅氏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中的論述,中國的孔子和老子在軸心時代非?;钴S,這一時期還出現了莊子、墨子、列子和諸子百家等諸多流派。探究哲學無限可能性的《奧義書》和佛陀誕生在印度,先知們紛紛涌現于巴勒斯坦,古希臘羅馬賢者如云。處于人類軸心時代的這些地區的哲學家們開始意識到整體的存在和自身的限度,探尋世界根本性的問題。雅氏認為,軸心時代中真實和獨立的個體正是由于通過梵我(Atman)、涅樂(Nirwan)、獻身上帝的意志或是道(Tao)才實現了自身存在的超越和飛躍。老子所代表的云游哲人和隱士與軸心時代的其他哲學家一樣,通過哲學思想和內在氣質從精神上思考自我與宇宙,發現自身和世界之上的本原。道家思想中特殊的人性以朦朧的、形而上的形式順從和范式世界,道與涅槃相一致,服從上帝的意志,以孤獨的創造力超越自己。按照雅氏的觀點,軸心時代盡管局限于中國、印度和西方,但所有人類都可以共同感受到軸心時代這一人類普遍變化的真實性。正是由于軸心時代的存在,才產生了對于人類無限交流的要求,認識并理解他者有助于更加清楚地認識自己,克服在自我封閉的歷史性中可能具有的狹隘。

 

(二)   世界哲學與老子思想

 

雅氏哲學主要關注存在、真理、生存三者之間的關系問題,生存與超越構成了雅氏統攝概念的高層級樣式,生存若是指示現實,超越則依靠“世界哲學”獲得了歷史性維度。雅氏模仿基督教的世界圖景,提出“世界哲學(Weltphilosophie)、世界秩序(Weltordnung)、哲學的世界歷史(WeltgeschichtederPhilosophie)”等一系列世界性概念。世界哲學應當是“一種活生生的意識,以此來進行哲學思考”。雅氏對東方哲學的轉向與他對世界哲學時代即將來臨的預感存有內在關系,這也是今天普遍意義上所謂的文化全球化,哲學的世界歷史成為今天普遍交往的主要構架。作為人類“精神的新形式”,雅氏的世界哲學概念也孕育了新的哲學研究領域“跨文化哲學(interkulturellePhilosophie)”,為全球化浪潮下的人類交往提供了更為多元、直觀的哲學思維路徑,成為東西方哲學研究互動的理論基礎。

 

在道與世界的關系中,雅氏認為:“道是作為無為而存在的,道的虛空是使存在物成為存在的那種無;道之有為似無為,生天地萬物卻靜而無為,隱而不現,使自己與萬物相適應;道是混沌一體的一,一是道的創生形式;所有此在物皆因道而存在;道超然于善惡之外,是持續的存在?!崩献訉Φ琅c世界的起源及具體事物的生成問題略有提及,即“道生萬物和世界”,這種形而上的思想表明老子并未認識到一段“具有時間性的世界過程”,而是在描繪一個“作為存在基本本質的無時間性的永恒當下”。除了探究道在世界中的直觀形象之外,老子還簡述了世界是由道而產生的假設,人們從老子哲學中獲得的是一個“作為根本本質的、沒有時間限制的永恒當前”。老子所提及的世界過程“或許可以作為一個永遠不變的事件理解”,老子在世界中探求道、推行道,他的哲學形象是對世界的思考、闡釋和理解,老子的道是在“超越所有有限性時達到的最深層次的寧靜”。這一哲學思考進入了世界根源始終,為雅氏哲學體系中的世界哲學、世界歷史等概念融入了東方精神世界的哲學論據。借助無限的開放性,世界哲學能夠為非歐洲的哲學思維活動的根源提供一體化的可能。

 

相遇:普遍和多中心的生存交往

 

(一)   歷史語境中雅氏與老子的交往

 

雅氏的交往概念主要指人與人之間語言與思想的交流,以及哲學意義上生存的、普遍的、無限的交往。雅氏強調交往的作用,“進行哲理探索意味著對有可能實行普遍交往的先決條件的探討,哲學的世界歷史能成為今天普遍交往的主要構架,因此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地球上的人類共同擁有一個偉大的精神歷史”。雅氏勾勒出一個處于普遍交往以及多中心的世界哲學,無限的交流和交往則是“人類存在的普遍基礎”,是人類歷史統一性存在的核心。晚年的雅氏提出了符合全球化要求的交往形式:整體交往(totaleKommunikation),即世界范圍內以公眾對話為前提的交往。交往要求理性的自我意識,思維一切存在的本原,理性就是整體交往意志(totaleKommunikationswille)。

 

雅氏追求的哲理探索要求自由、自覺地探尋和吸收不同的哲學思想領域,只有通過與他人超越誤解、超越暫時性、超越一切自明的東西的交往,人們才能認識自己。在《大哲學家》的導論“與哲學家交往”一節中,雅氏論述了與生者和與逝者交往的根本區別:“與生者的對話可以用問答的方式,這是自我存在帶來的力量;與逝者的交往只能用一種類推法,提出問題,從文章的字里行間得到回答,與逝者的交往是自我本質真理的源泉?!毖攀蠌乃官e諾莎、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柏羅丁、康德、孔子、老子等偉大崇高哲學家的思想中獲得交往和思考的基礎,每位思想家、哲學家都屬于他的時代和世界,也是超時間的,普遍和多中心的生存交往是雅氏對老子思想進行研究的緣起和期待。

 

(二)   道、生活實踐與交往理論

 

雅氏將道家思想論述的“道與個人”“道與治國”等置于生存哲學和交往理論的哲學體系中,他的交往訴諸普遍交往和精神之戰。他試圖證明“真正的交往以斗爭為前提”,歐洲與亞洲的相互交往是絕對必要的。對歐洲來說,“與中國的相遇意味著一種可能性”,這也正是雅氏一直試圖闡明的當下的可能性。初次相遇便可能存在一種深刻的相互理解,因為雅氏與老子關切同樣的問題:世界的本原,道與統攝。在生存交往的意義上,雅氏對老子思想的解讀和研究超越了時空、國別以及一切外在的囿限。在雅氏與老子的歷史對話中,老子為領悟真理而達到的不可言說境界是雅氏最為困惑和矛盾之處。每一句話不能盡意,每一句話必須在不可言說中消失。盡管雅氏的交往理論認為,人的思想只有通過言傳才能夠傳播,必須進入適合理解、確定的、有所指的思考,但是,有時哲學的不可言說由于自說自話而陷入自相矛盾,這也是老子的無、不可言說等概念為雅氏帶來的進一步哲學思考。老子總是從形而上學的整體進行思考,在道法自然中實現澄清始源的邏輯循環。盡管看似佯謬,但老子不斷引向深入的思維形式、相互矛盾事物的對立、轉化和存在,也是理解哲學的另一種方式。

 

雅氏將“道與生活實踐”作為理解老子思想的一種視角,在個人的交往與實踐中,老子提出的無為、柔弱、上善若水、虛懷若谷等都是在認識道和認識自我的前提下達到的極度寬廣和遙遠的處世本質。當世界秩序轉變為由暴力和法律共同的構造后,老子這樣真正保持本真存在的人在世界中的命運就會孤獨。尋道者原本期待人與人之間原初的交往,但智者本身的與眾不同造就了離群索居的生活景況,孤獨并非出于老子本意。孤獨并非純粹的消極現象,它是人作為實存之不可或缺的維度。在雅氏的交往理論中,孤獨與交往互相聯結在一起:“不發生交往,我就不能成為自身存在,不保持孤獨,我就不能進入交往?!睂ρ攀蟻碚f,老子既是無為避世的出世者,也作為賢人和智者重新入世,為現實生活中人與人交往創造精神聯系。老子并非神秘主義者,他通過一種確定的思維活動進行沉思,以便幫助人們認識所有存在物的存在,通過證實使之成為可能。

 

結語

 

雅氏對東方精神世界長期而卓有成效的探索實際上是其存在主義哲學體系的延伸,老子哲學在探究終極真理方面成為雅氏哲學建構的有益補充。老子的道與雅氏的統攝一樣,是“超越所有有限性時達到的最深層次的寧靜”,老子特別的哲學表達和思考方式、無所不包的思想深度都為雅氏的歷史哲學帶來了啟發,在跨越時空的歷史相遇中,雅氏與老子在思想上實現了共通。雅氏始終強調對哲學基本問題的追問,老子思想也蘊含著面對自然、順應自然的終極精神。老子思想以及辯證思維方式使雅氏更加明確地認為,這個地球上的人類共有一個偉大的精神歷史、一個共同的哲學世界歷史。老子的功績在于“深化了神秘主義的見解,并以哲學思想超越了它,這一思維的根源性與老子的名字聯系在一起”。與人類歷史上所有偉大的哲學家一樣,老子在統攝中尋找哲學思維的源泉,深邃的思想無所不包。

 

雅氏在西方宗教觀的影響下認為,老子的局限性在于“在任何的苦痛之中都保持著樂觀的心境”,中國精神缺乏輪回、十字架、原罪、殉道、救贖等概念,中國人既沒有在世界歷史中的存在觀,也缺乏非自然和不合理的東西,中國人本質上的魅力對我們來講仍然是陌生的。中國人沒有悲劇,也很難接近悲劇。雅氏對中國精神和老子局限性的陌生化描述表明,對老子思想的研究不僅是雅氏在自身的統攝、世界哲學、軸心時代、交往理論等哲學思想的偉大構建中對一種異域哲學思想的探索,更是其生存哲學理論與中國哲學在超時間層面之上實現的共通,對中國哲學的研究是雅氏“他者話語中的一環”。分析和解讀雅氏哲學視域中的老子思想,有助于厘清雅氏存在主義哲學體系的中國思想來源,也為中國語境中的老子研究提供一個他者的德意志視角。

 

作者:作者單位為西安外國語大學德語學院。

 

期刊:《中國道教》2020年第3

 

基金項目:本文基金項目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戰后德、日反思文學與記憶文化研究”(15CWW025),陜西省教育廳科研計劃項目“近代來華德國人的陜西記憶書寫研究”(19JK0709),西安外國語大學科研基金資助項目“德中文明互動:近代德國人與西安的相遇”(19XWD26)。

 

(編輯:許津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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